说说我的故事——去禹城
倏忽将至退休之年,有点恍惚,时间也太快了,那些历历在目的场景不是昨天不是去年才发生的吗,怎么离我竟那么远了,我还没老啊,我还可以俏皮着啊,怎么,就把我推向另一个赛道了啊。
人啊,真矛盾,记得刚上班的时候,我要死要活的不想去,不想去工地,不想和土、砂、沥青打交道,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修公路的。现在呢,马上要离开这个30年风雨与共的单位了,我真舍不得了,我这个月两次梦到退休后整夜的失眠。奇怪吧,我盼了30年啊,怎么要离开了,居然是这么个潮湿的心情。我告诉自己,这是斯德哥尔摩症了,是病,得治,得戒,可这事儿有瘾,戒断太难。
我这几天还找出刚参加工作那一年,在工地上的照片,真一下子穿越到那个春天,记忆里的那个春天,没有花香,没有幸福,只有怨气,可这次再回头看,负能量全没了,无论回忆起哪个场面都会忍不住上扬嘴角,30年,把曾经所有的轻视,换算成了今朝的千金,这和谁说理。
我参加工作那年是97年,那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逝世,那年万众瞩目香港回归,那年处上通知我们几个子弟3月报道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得那么冽,紫荆花开得那么靓,为什么要把我送到农村去,我哭天抢地,我父母却心意已决,我这是多么糟糕的原生家庭啊,居然把痴迷北上广的我要送到那个出“忘不了”胶囊禹城去。好就好在,我不愿意去,领导也不高兴收我,当年我的领导是闫处长,他是个踏实肯干的好领导,自然欣赏不了扬风炸毛的我,三番五次拒绝我去工地报道。我以为,有了我和闫叔的默契,我就可以继续在家混下去,可没想到我妈看其他孩子都上班了,她心里慌得不行,找了当时闫叔的司机石绍龙,同意捎上我,这真是典型的背刺,我被我亲妈刺了,刺了我,我妹就独宠了是吧,我一直这么想了好久好久。
那一路,气氛明显尴尬,我像被领导怎么着了,就一直哭,领导呢一点不搭理我,但他绝对听见我的抽泣声了,现在回想估计把我半道埋了的心都有。当时觉得禹城好远啊,车越走我越绝望,越绝望就越哭,当时那个没有手机,没有游戏机的年代,我是一点神都分不了,痛苦被无限的放大,殊不知,我那是踏上了得罪领导的第一步,并且步子还很大。
进入禹城,映入眼帘几个大字,我至今难忘“少生孩子多种蒜”“多种大蒜致富路宽”,我惊呆了,这哪像常吃“忘不了”聪明人的地儿啊。孩子不如“蒜”,那孩子算什么,瞬间我又想起我那披着亲娘外皮的“后娘”,我泪更决堤了,前面副驾驶闫处长的脸紫青着。哎,作孽啊。
那我究竟在禹城会过什么样的生活,下篇再讲吧。
PS:刚去禹城第二天拍了张照片留念,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近距离接近宝马压路机。我真是个讲究人,再恶劣的环境,我也得保持颜值在线,肿的眼,红的嘴,至今还经常被曾经在工地看到我的同事笑我,他们说我往那一站,都给他们吓精神了。

